□ 黄立华

　　洪振秋的长篇小说《花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23年12月推出以后，在读者中产生了不小反响，这部以徽州历史为题材、以徽州人物为主角、以徽商沉浮为骨骼、以徽州风情为血肉的作品，第一次以较为完整的全景画面展示了清代至民国时期徽州区域的社会风貌，表现了历史上的徽州依靠徽商经营的巨大力量和所获得的巨大财富，进而造就了丰厚而独特的文化成果与积淀，同时也熏陶出一代代具有独特地域标志和特征的人群。今天，徽州这个特别的地域历史文化单元正越来越被国内外学界、文化界所高度关注，各类理论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同时人们也一直期待有精细还原、真实展现徽州人历史生活并具有较大格局的文学作品的出现，用文学的书写和想象，来提供新的对徽州的理解和感悟，《花窗》的出现，无疑是正好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需求。

　　【先说洪朝奉】

　　谈论徽州，人们首先要提及徽商。徽商当年的强盛以及它对徽州社会文化繁荣的基础作用，是一个一直被人们所关注的课题。《花窗》在这方面的描述和表现十分突出。作者笔下的故事环境是一个在清代以来徽州具有代表性的发达村落，这就是梅溪。这里山高地僻，自然条件不算优越，但得益于读书和经商的传统，加之梅溪河可通苏杭等外面的世界，几百年来也造就了一番可称轰轰烈烈的辉煌景象，其中盐、茶、木、典当、笔墨、盆景等行业都出现了顶级大家，小小的十字大街，百业俱全，烟火兴旺，可以说，这小小梅溪呈现的商情就是整个徽州的一个缩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活着洪家、程家、孙家这些徽商大户，他们把根扎在梅溪，而生意的触角却伸向四面八方，靠赚来的滚滚银两，在故里置田买地、修园造楼，同时他们还有着浓厚的宗族和乡里意识，捐助公益十分慷慨，并将其视为家族的德仪和口碑，而这一切，在小说中以洪朝奉的洪家最为典型。

　　小说写洪家，从洪朝奉的爷爷洪阅甫买药开始发迹，其子洪文瀚卖盐走向巅峰，到洪朝奉因盐业衰落而转向卖茶，三代人艰苦打拼、筚路蓝缕创下莫大家业，终于到第四代洪石农、洪砚耕时，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而彻底衰败，可以说是浓缩了徽商发展演变的整个历史，而其身边的程家的木业、孙家的典当业，其经历和命运也大抵相近。洪文瀚给儿子取名“朝奉”，自是有着望其将家业做大的寄托，作为徽商后人，洪朝奉虽然是承继祖业，但他在盐业面临不景气的时候，能够果断和勇敢掉头，以“一壶春”茶庄重新雄起，表现出了过人的眼光和经营能力。他成功的秘诀也体现了徽商之所以雄视天下的某些共性。一是重视与权势者的交往。当初洪阅甫和洪文瀚经商时，就有朝中大臣的倚仗，洪朝奉为打响茶叶品牌，走的也是通过结交权贵进而让太后金口称赞的路子，这种法子在其他成功的商人中也很普遍。程家卖木材，同样是打了“官船”的旗号，才得以畅行无阻，而反过来，某些商人的败落，也恰恰是失去了官府的倚靠和撑腰。这些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经济生态和商业环境，是社会历史条件使然。二是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徽州是“程朱故里”，重视读书和文化，只是在科举功名之外也不排斥经商。洪朝奉从小在方秀才门下受业，传统典籍读了不少，加上梅溪整体上浓厚的文化氛围对他的长期熏陶，使他完全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有文化的商人，这就为他提供了重要的经营条件。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在当时才容易跟科举出身的官员权贵们攀上关系并进而从容周旋。其次在生意的运筹和打理上，较高的文化素养也会使经营活动更胜一筹，这在众多论述徽商特点的文章中都有论述，洪朝奉的诸多经商理念和他为“一壶春”茶庄作的推销表演都说明了这一点。三是浓厚的宗族观念和乡谊情感。徽州是一个宗族意识特别强的地方。小说一开头写的就是各大姓氏接灵牌的场面，在各自祠堂里为客死他乡的族人安魂落位，把他们融进整个家族历史的整体。日常生活中，围绕宗族展开的活动也占据了很大比重，为此，我们看到，洪家几代对宗族公益都十分热心尽力，在修建祠堂、学校、会馆和购买族田上都大把投钱，可以说在宗族里的荣誉已经成为他们致富以后义不容辞的追求和目标。由宗族意识向外延伸，就是对乡谊的同样重视。徽州商人在外地都建有会馆，以服务于在外的乡人，其功能无异于今天的领事馆或办事处，但它的费用却都是商人捐助的。杭州的梅溪会馆就是洪文瀚捐资并主持建成的。洪朝奉不仅在广州卖茶时带上孙吟可，还在其遇难后为其扶柩归里，之后更是助孙家立嗣、延其家业。在徽州虽然也有像“烂肚宝”这样的邪佞之人，但公众认可的风气还是相互提携、为富施仁，这一方面，洪朝奉继承了他的先人的风范。

　　如果说，在洪朝奉及其父亲、祖父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基本秉持了比较流行的对徽商的认知和理解，独特之处是为读者提供了诸多带有徽州地域风情的细节，但作者后面写出的洪朝奉的两个儿子洪砚耕与洪石农却是较为新颖的创造，这是徽商走向衰败时富家子弟留给读者的身影。徽商的衰落有着社会历史的原因，但以往我们看到的常常是一笔带过的叹息，而实际上并不如此简单。洪砚耕和洪石农并非耽于安乐、坐吃山空的富家败子，而是多少感应了社会新潮的清醒之人，砚耕向往变法和革命，石农追求带有审美化的生活，传统的生业都已经无法安顿他们开始躁动的心灵，洪石农卖掉洪家倚为镇宅之宝的浮生园就是最好的说明。当然，小说里还写了冯小丰的发迹，洪家的几位女眷都先后走出宅门，梅溪的十字街上亮起了鬼怪般的霓虹灯，这些都是传统的徽州在动荡中与整个中国社会一道面临无可回避的突变。

　　【次说方秀才】

　　说了商人，再说秀才，这很适合对徽州的解读。读书跟经商一样，有人成功，有人不成功；方阶云读书考功名，却只到秀才为止，跟孔乙己一样，就再也上不去。但他难得的是，却并没有放弃对“朱子学说”的服膺，并且终其一生都以“程朱故里”的读书人自许，从中得到几分骨子里的自豪与倔强。除了常人“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的自足之外，他还有着希望人人都尊奉朱子学说的宏愿，他的迂腐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偏执，其实也正是源于他的坚定和执着。平日里他容不得半点别人对朱子的不敬，每天必读朱子文章，行为必以朱子教导为规范，与别的朱子信徒重在探究朱子学说的精义不同，他更热衷于以维护朱子的圣人地位、并以朱子思想框范人心为己任。本来像方阶云这样科举落第的读书人，在徽州会出现的选择有几种：一是去经商，但他没有；二是坚持读书、致力于学术、最后成一家之学，但他也没有；三是做一个乡间孔乙己，不甘却又无奈地在旁人的嘲讽中活着，应当说，方阶云因科考失利虽然偶尔也被人取笑，但他毕竟还有洪家、程家等支助和护佑，作为教书先生，他的日常生活基本无忧，每每在一些重要场合也能显现出他读书人的作用和硬气。为了维护朱子在徽州的圣人地位，他率人徒步走到徽州府，抱定以死相争的决心。在叛军的威胁面前，他也拒绝充当幕僚。我觉得研究徽州人，除了要研究徽商、研究科场上的幸运儿、研究朱熹、戴震、江永等等具有学术成就的人物，同时要关注方秀才这样的人物，他们算不上徽州历史上的成名人物，也许只是在当时当地还有些许影响，但他们是构筑徽州文化的建材，是传统宗族文化和村落文化延续不可或缺的底料，包括不可否认的他们身上某种乡愿似的虔诚和“凡是”，极易造成文化观念的狭隘和极端。但正是这一切，使我们能从他们身上，读到许多关于徽州内在的奥妙以及徽州文化传承的密码。与徽州历史上的成名人物相比，方秀才这类徽州读书人其实数量更多，在徽州百姓的生活中更具有世俗性的存在，因此也更大程度地体现了徽州人生活的日常，他们正是在“营商”和“读书”的双重氛围中保持着生计与精神的平衡，并在几百年来孕育并造就的独特的地域单元文化的绵延中发挥着作用。我们在徽州各个村落中时常能遇到的“方秀才”仿佛那特有的祠堂、民居、牌坊一样成为这种文化的一种标志。当然，对这类人群的认识，也跟对整个徽州人的认识一样，目前还很不深入和充分，比较多的还是停留于表面的描述和匆匆忙忙又大而无当的概论。小说《花窗》里提示的一点很重要，就是像方秀才的人，在徽州如果没有商人大富人家的支持，他们的人生命运会是怎样？那时的他们可没有“皇粮”可吃。不过我们不必过于担心，因为致富了的商人会支助他们的，因为这是在徽州。徽商所受的教育、他们成长的环境以及致富以后回到故里的社会人文生态都促使他们需要这样做，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些读书人身上，徽商们看到的正是自己的另一半，或者换句话说，正是可能的自己。

　　【再说百窗楼】

　　小说取名“花窗”，这个名字很有徽州风味和特色。在徽州的民居建筑中，各种砖砌和木制的花窗，形态各异、图案万千，凝聚了徽州人的智慧和精巧，同时也体现了徽州人的信仰和企求，它是徽州文化的艺术汇聚，也是徽州人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书中由孙吟可出资建造的百窗楼，更是徽州花窗制作的集大成。孙吟可造百窗楼自然不乏商业经营的考虑，但同时也是徽州文化保护传承的善举。他由典当转入刻书，既体现了他精明的商人头脑，又弘扬了徽州在刻书印刷上的技艺和传统，而之后作为藏书楼又为徽州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献，一个百窗楼，其本身和它的收藏，使其成为一座徽州文化的博物馆，它把徽州自身的文化创造跟记载民族历史的古籍收纳于一体，展现出的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的高度尊重和传承的自觉，也是书中一再强调的徽州“十户之乡、不废诵读”之风和人文荟萃的生动体现。实际上，整部《花窗》的小说，我们也不妨看作是一座徽州文化的“百窗楼”，里面展示出的徽州文化“百科全书”般的深厚与丰富给读者产生的印象十分深刻，正如书后谢冕先生题词所指出的“《花窗》中的美，不仅美在自然，还美在徽菜、建筑、徽雕、徽俗、徽剧、刻板、印刷、制墨、徽物、礼义、书画、医学、经商过程等种种生产经营生活人文中。”其实还有盆景、楹联、对歌以及制茶、茶艺等等谢冕先生尚未提到的地方。在这些方面的描写中，作者充分展示了他深厚的文化传统的素养和对家乡风情的了解，书中有不少的片段，既有《红楼梦》的清雅、比如洪家女眷的“斗茶”；也有汪曾祺的韵味、比如其中的题画赋诗，当然我们更可以看到向《儒林外史》等诸多作品的借鉴。作者此前散文创作众多，正如陈墨先生所言，小说“叙事语言，很见功夫”。

　　《花窗》是作者在长期的散文写作之后涉足小说的首次较大规模的尝试，能有如此面貌实属不易。但小说创作也是奥妙无穷，即便经验丰富的作家，也面临不断创新和提升的挑战。《花窗》在某些地方也有明显的不足，比如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故事情节的戏剧性以及面对熟悉的人物和故事在艺术处理上如何通过陌生化增强表现力等等方面。但我相信，作者今后的创作必定能够有所改进，毕竟作者已经有创作《花窗》的良好基础，加上徽州博大精深的文化珍藏，它所能提供的写作资源如此丰富，面对徽州，我们的文学感悟和解读只能算作开始，我们应当有理由对未来的期待保持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