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娟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两千多年前，“取舍”已经成了中国人思考的哲学命题，恢宏厚重的中国史不断给出铮铮有力的回响，在历史长河中响彻千年而不衰：舍财，舍利，舍名，甚至舍命，方能取德，取信，取民，取大义。

　　徽州大地钟灵毓秀，儒家文化绵延昌盛。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浸润中，徽州人自古崇廉尚俭，戒奢重节，取舍有道。

　　始建于元末明初的徽州府衙，于内堂悬挂一清代匾额，上书“清谨勤”，两侧楹联为“少造一冤一枉乃为官正道，多索一分一厘是祸国殃民”，告诫做官为政者务必廉政为民；《徽州府志》言：“新安山峭厉而水清洁，其人务为高行奇节。”徽州自古盛行的廉洁之风，以取舍为先，取的是民心民意，舍的是私欲私利。

　　“取舍有道”的文化沃土，孕育了一大批刚正忠直、清勤廉洁、高风亮节的清官廉吏：宋代歙县人俞易直，曾为彭泽县尉，连续三任，廉洁为官，不图私利，晚年贫病交加，时任知县赠予钱财，毅然拒绝：“余从来贫穷，并非今日始，岂能临死为此银两改变余生之为人！”明代黟县有着“青菜知县”之誉的胡寿安，在任期间恪尽职守，清廉自持，留下“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的清正之风；晚清著名的歙县籍清官王茂荫，在《家训和遗言》中写道：“凡人坏品行损阴骘，都只在财利上，故做人须从取舍上起。”留下“吾以书籍传子孙，胜过良田百万；吾以德名留后人，胜过黄金万镒。自己不要什么，两袖清风足矣！”的廉政嘉言。

　　岁月辗转，时代变迁，廉洁之风，山高水长，取舍之道，又添新意。历史的脚步抵达近现代，徽州的廉政文化里又被涂抹上了一笔浑厚遒劲的“中国红”。

　　“共产主义殉道者”——革命家方志敏，在他短暂的36年生命中，舍的是荣华富贵，取的是清贫为民，舍的是贪图安乐，取的是民族大义。

　　“为了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不稀罕闲逸，宁愿一天做十六点钟工的劳苦……”

　　方志敏的取舍观里是对人民的一片赤子之情，是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之心。

　　徽州红色历史波澜壮阔，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更是一部舍小家，舍个人私欲，与徽州人民心连心、共命运的历史。

　　黄山区谭家桥，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这里进行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寻淮洲、粟裕等革命先辈殊死抵抗、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永远如我们头顶的星空一样璀璨；休宁县石屋坑，关英、刘毓标等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在这里留下了英勇战斗的足迹；徽州区小练村，中共皖南特委秘书刘柏林在这里秘密发展党的队伍，后在震惊皖南的“小练惨案”中壮烈牺牲，数十名党员和革命群众英勇就义。

　　徽州的群山与江河被革命的鲜血浸染，让渗透了“中国红”的徽州“取舍”文化积淀了更加厚重的底蕴，这一抹耀眼的“中国红”彰显的是舍生取义，人民至上。

　　“取舍”如一条浩浩荡荡的江河，各方仁人志士舍私欲取大义的嘉言懿行便是汇聚成江河的潺潺溪流，冲破阻碍，勇往直前，终成汹涌波涛，浩大声势。

　　烽火连天的20世纪初，陶行知先生毅然舍弃东南大学教育主任职务，上街道，下农田，进村庄，全面推行平民教育，创办了晓庄师范。后又不辞劳苦，四处奔走呼号，推行“小先生制”，创办工学团，办育才学校，打破教育壁垒，为中国教育作出巨大贡献。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中国教育建立了卓越功勋，他一生清贫，恪守廉洁。他曾说：“万分清廉，不过小善；一念贪污，即为大恶。”为办学，他把自己的大衣和呢裤子拿到当铺换取学生的饭钱；他编写教材得了一万元稿费，全部拿去作了办学经费。“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为“取舍”做了最生动的注脚。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参谋长杨业功，曾任驻地第二炮兵基地司令员。他仿《陋室铭》写下了《公仆铭》：“位不在高，廉洁则名。权不在大，为公则灵。斯是公仆，惟吾德馨”，寥寥数句，道破为官者该如何取舍。

　　当旅长时，他写下“携礼莫入”挂在门楣上，挡了行贿送礼者的脚步；当上将军，有人找他谋求“关照”，被当面怒斥“有能力不用找，没有能力找也没有用”；当了司令员，经手上亿的经费，他坚持“花好每个铜板”，一分一毫问心无愧。他用实际行动丰富了“从取舍起，奋发有为”的廉政内涵。

　　唯有正确的取舍方能树清风正气，唯有不忘初心坚守廉洁方能为民造福。大黄山续写新的辉煌篇章，需要各级党员干部赓续徽州廉洁血脉，从取舍起，奋发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