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校长正在宣布参加今年高考监考的教师名单，又勾起我对当年高考的回忆。

　　1978年12月22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徐徐拉开。也正是这个时候，县里为了让更多的农村孩子考取大学，对全县非重点中学的高二学生进行了一次统一考试，择优选拔了302名学生到歙县五七大学（现在的歙县二中所在地）进行集训，备战1979年的全国高考。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也是被县教育局从各农村中学抽调来的教学精英。有被誉为“物理大师”的胡光度，也有被称为“数学大王”的江天一和“语文名师”鲍弘德等老师。

　　1979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饱经磨难的共和国迎来“而立”之年；这一年，中美建交，标志着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结束；这一年，亲如兄弟的越南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我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那一阵子晚饭后到晚自习前的时间，学校屋顶上的高音喇叭就经常播放《中美建交公报》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报等，偶尔也放点音乐和广播剧，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什么的，让我们放松一下。

　　学校里的人员很是复杂。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还有中师生和驻军部队。周围不是工厂，就是农田。工厂里隔三差五要放场电影，我们忙里偷闲也看过《母亲》、《柳毅传书》和《未来世界》。农田里的庄稼收割结束，学校就组织我们去拾麦穗、捡黄豆，然后发点饭菜票作为我们的劳动报酬。

　　大约是在高考前两个月，学校举行了一次理科生分班考试，总分前50名组成理（1）班，瞄准的是全国重点大学；后50名编入理（6）班，备战的是高中中专学校，争取让大家都跳出农门。然而，1979年全国有近470万人报考，600多所高校共录取新生27万多人，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五左右，要想跳出农门谈何容易。

　　父亲得知我考进理（1）班的消息后，带着一桶由黑豆粉、芝麻粉、糯米粉外加白糖混合一起的“营养品”，从一百多里地的乡下赶来，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套“文革”前编写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宿舍里的电灯10点半统一熄灭，我的同桌经常站在路灯下，甚至躲在厕所里阅读父亲给我买的书籍。

　　我们理（1）班的同学可以说是废寝忘食的，打不到学校食堂里的饭菜是司空见惯的。好在驻军部队对我们特别关心，时常把他们剩余的米饭、馒头便宜卖给我们。

　　从1979年起，高考试卷由教育部统一命题；也是从这一年起，高考时间定为每年的7月7日至9日。这样，7月就成了决定莘莘学子命运的时刻，也就有了“黑色七月”一说。

　　考点就在我就读的学校，考场就在我上课的教室，应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可是，那年的高考试题实在是太难。化学和写作算是我的强项，结果都发挥失常。至今还记得那年的高考作文题是“缩写《陈伊玲的故事》”，平时就没有进行过这类写作训练。

　　有件事说起来也许难以置信。那时考场里连一只挂钟都没有，学生更没有手表。高考时，监考老师就在黑板上画上一只钟，然后隔一段时间就改变一下时针和分针的位置，算是提示我们把握好答题速度。

　　父亲听我说考得不好，就准备了两个方案：一是去他联系好的中学当代课教师，来年再考；二是他马上办理病退手续，让我顶班。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不过，我没有去当一名临时的代课教师，而是成为一位正式的公办教师。

　　想念当年朝夕相处的同学，思念当年默默奉献的老师，怀念改变我命运的1979年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