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禛《池北偶谈》“新淦笔工”录宋人岳珂《玉楮集》载，唐代新淦(今江西新干县)以制毛笔名，有刺史将赴任，宰相嘱托做些笔用。刺史到新淦后，征制笔高手，有一老者应命，但三个多月才做了两管，刺史赶紧派人送往相府。宰相试笔后怒道:“几千里就送这两支劣笔。”刺史闻言大恐，欲问老者罪，老者道:“使君不要草率，我制的笔是欧、褚所用。请将相爷的翰墨赐观，我根据他的书法用笔习惯再制，如果不能称手，再治罪不迟。”刺史便将宰相的字给老者看，老者笑道:“这个字，只须三十钱的笔。”不久，老者就送来50管笔。宰相试用后，十分欢喜，重赏了老者。又录《学圃萱苏》载，唐代宣州陈氏世以制笔闻，家中珍藏有王羲之“求笔帖”。唐代书家柳公权慕名求其制笔，陈笔工先给柳公权两管笔，对其子说，“柳学士若称手，就请留用。不然，请退还，另以他笔相予。”柳公权用后，果然不能如意，遂换他笔。陈笔工说:“这两支笔，除了王羲之，一般人根本使不了。”这两个故事都说明因写字的习惯不同，对笔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当然，对宰相有点讽刺的意思，而在抬高和神话王羲之的情况下，多少也贬了柳公权一下。史载王羲之写兰亭序，用的是鼠须笔、蚕茧纸。鼠须笔自然属于硬毫，而唐以前，书家基本不用软毫。宋至明代，也基本是用硬毫、熟绢素，但有用羊毫、兼毫笔者。苏东坡题跋云:“予撰‘宝月塔铭’，使澄心堂纸、鼠须笔、李廷珪墨，皆一代之选也。”可见苏轼也喜用硬毫笔。清代书法崇尚碑刻，不仅流行羊毫笔，生宣也渐普及。到了邓石如，竟发展到长锋羊毫。毛笔的改变，对书法的风格和趣味均带来了变化，康有为对邓石如用羊毫写篆书发表评论:“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纵观书法史，清以后主张用羊毫者成为主流，少数人则坚持己见，如现代学者周汝昌先生，他在《书法艺术答问》中认为“笔以硬毫为上品……如果你喜欢的是遒健骏爽、英风俊骨、神采焕发的字，我‘保证’你用软毫写一辈子也是不会见功的。”周先生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偏激也是显而易见的。当代草圣林散之先生惯用长锋羊毫，笔力扛鼎，几人能过之?观《当代书家五十人五体创作实录》碟片，大开眼界，各位书家用笔习惯多有不同，但都不妨碍写好字，说明选择什么笔，绝不是决定字写得好坏的关键所在。

　　笔中有牛毫笔，即采用牛耳毫所制者，据说只有英国某地所产黄牛，耳内才有这种毫毛，2500头牛才能采集到一磅。张大千先生花重金弄到一些，委托日本“玉川堂”和“喜屋”两家笔店精制50支毛笔，光制笔费就花了700多美金。张大千为笔取名“艺坛主盟”，乃出古代诸侯订立盟约，割牛耳歃血，主盟国为执牛耳者典，一语双关。无独有偶，已故书画篆刻家李骆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草篆和篆刻驰誉书坛。他写草篆用狼毫、石獾一类硬毫，但认为弹性不够。后用日本人赠“鸠居堂”山马毫笔，感觉虽然不错，但未能称心如意。有一位青年书画爱好者是李骆公的“粉丝”，他偶尔间发现水牛耳毛可能有用，就采集来并破天荒制一笔送李骆公，不料很中李骆公意，青年后又陆续做了几支相赠。李骆公刻大印，用桂林龙胜县所产一种青石，因石大，刻后以油墨拓印。李骆公还取兴安县灵渠河中青石片刻字，青石硬，用锋刚刀才勉强刻得动，李骆公就托人打制了几把凿子来刻。字是刻出来了，大概和篆刻没有太多关系，算是刻字作品吧。

　　写字用笔，刻印用刀。篆刻三要素:篆法、刀法、章法。好的篆刻作品要体现笔意，故刻刀有铁笔之喻。一般刻印用平口、两面开刃刀，厚薄约五六毫米间，印人根据个人习惯，可略大或略小。但也有例外者，已故篆刻家、西泠印社社员高石农先生，以擅用斤余重大刀闻名。我初刻印，刻刀是自己用锉刀改制的，后来买了大中小三把，现在只用小的。另从成都邮购了一把刻刀，钢很好，非常锋利，厂家告诫自己不可磨。前者皆方刀杆，后者为圆刀杆。方刀杆执之稳，圆刀杆用刀活。虽然篆刻家多用平口刀，但一些印人在实践中对刀有所改造，以符合自己的习惯和风格。韩天衡先生根据印蜕研究，推想“西泠八家”之一的钱松刻刀两角不是90度角，可能近月牙状。而吴让之用刀可能为斜口刀。除刀口有些区别，刀还有锐、钝之分。论者以为黄士陵用刀薄而锐，吴昌硕刻刀则大而钝。一位线条爽利刚健如使狼毫，线条类书法之“折钗股”，一位线条迟涩混沌如使羊毫，线条类书法之“屋漏痕”。另外，入石时刀的角度不同，轻重疾徐，是冲是切，是向线内或外下刀，效果都是不同的。

　　刻印用刀，一如中国人吃饭用筷子，是传统，是习惯。但印人有时要急就而又一时无刀，只好以他物代刀。以前曾提到韩天衡先生用剪刀刻印，而吴昌硕也曾偶以铁钉刻印，不失为印坛佳话。近闻有人常以刀外之物刻印，并以此吹嘘自己如何了得，不禁哑然。拖把蘸墨亦能成字，岂复有笔法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