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将中篇小说奖颁给了“打工者”身份的王十月。细读王十月的获奖小说《国家订单》之后，笔者以为他完全是当之无愧的。

　　《国家订单》讲述了一个办服装厂小老板，因为香港贸易商赖查理的货款收不回，濒临倒闭。恰好这时，美国发生了9·11事件，美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悬挂国旗，表示他们的团结一致和对国家的热爱。赖查理向小老板下了一批美国的国家订单，要求小老板在5天之内生产20万面美国国旗。为了按时交货，小老板不得不逼着工人加班，5天5夜只睡4个小时。国旗终于按期交货，小老板也履行诺言，带着工人到海边去游玩。此时，却发现新提拔的车间主任张怀恩，因连续加班累死在了车间的碎布料堆里。如果没有以“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弱势者基本人权”为名头的律师周诚的出现，小老板用8万元即可平息掉“死亡事件”。周诚却以80万元索赔把小老板逼上了破产的绝境。小说的最后，小老板像讨薪的农民工一样，在傍晚时分爬上了高压线架。小说到此戛然而止。

　　围绕加班生产国旗，小说还穿插描写小老板与张怀恩、李想等打工者的爱情与生活，治安员查暂住证、收容遣送、工人讨薪等细节。不同人物所遭遇的现实困境，也是生活中大多数人都可能碰到的问题。鲜活饱满、真实有力、直指当下、充满了生活气息的细节描写，使小说拥有了直入肺腑的说服力。王十月的叙述坚持了一个客观的中立者的立场，没有时下一些作者在描写劳资关系时，先入为主的批评资本怜悯弱势的高姿态，来为自己博取道德制高点。他客观地为我们呈现了处于全球产业链末端，以劳动力廉价为最大特点的中国制造业在当下的困境。这不仅是个人之痛，更是时代之殇。

　　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认为，《国家订单》直面中国的现实，作者身临其境，对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中不同身份的人们的复杂境遇有着深切的体会和理解。笔者觉得，小老板 “失望——希望——绝望”的现实遭遇，折射了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发展之痛”。无论是小老板、累死的张怀恩、为了生计要辞职的李想，他们不过是最普通的劳动者，为了求生存、求发展而竭尽全力地拼搏。

　　20万面国旗，是小老板的救命稻草。但5天的交货期限，按照正常的生产能力，小老板的服装厂无法完工。为了独享全部利润，小老板动员全厂所有员工，包括自己，24小时加班。如期交货后，工人得到了比平时高得多的工资，小老板还领着全厂工人去海边旅游一天。如果张怀恩不死，这样的结果将是皆大欢喜。他的死，彻底否定了“为了利润可以不顾一切法律规定——可以将人的基本权利压缩至最小，甚至没有”的发展模式。

　　小老板的选择具有普遍性，在利益的强烈魅惑下，他做出24小时加班的决定可谓“合情合理”。在处理张怀恩的赔偿问题上，我们暂且抛开道德考量，仅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小老板：选择8万元的赔偿标准，他不会破产；如果是律师提出的80万元，意味着他又要回到10年前一无所有的境地，甚至负债累累。小老板的选择同样具有普遍性，赔多少本质上是双方的实力博弈。无论赔偿多少，都是一个谁该为低端制造业所奉行的低人权恶果买单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个糟糕的答案是“中国人”三个字。

　　小说结尾，坐在高压线架上的小老板又接到了赖查理的电话，要求他再加工10万面星条旗。他扔掉手机，一边骂着“去他妈的国家订单”，一边摸出口袋里的星条旗样板，用劲扔掉。这或许可以看做小老板的觉醒，却为时已晚。如果小老板稍微尊重一下劳动法，给工人必要的休息，就不会酿成难以逆转的结果。发展经济，必须以法律和商业伦理为基础，如果坚持利益至上的潜规则，不顾一切地追逐利润最大化，实际是在制造持续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