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慈光寺，是一方风水宝地，早在明代隆庆朝，玄阳道人在这里建起一座道观，名“步云亭”，俗称“朱砂庵”；到了万历丙午（1606年），高僧普门改建为“法海庵”，1611年万历敕名“护国慈光寺”。虽说名声显赫，但到明末清初时，这里的建筑规模一直不如云谷、龙凤、翠微诸寺院，直到康熙初年，这里才形成规模，成为徽、宣两府梵林之冠。成就这件功劳的是歙县人黄僎（字于升）。

　　话说清康熙五年（1666年）八月十二日上午辰时，漫天阴云随风而散，黄山历史上有记载的最壮观的彩虹，出现在慈光寺上空。彩虹东起钵盂峰，西接云门峰，横亘数千丈。该是天意撮合，就在彩虹初显的同时，慈光寺里鞭炮齐鸣，钟鼓喧天；接着，在高僧行伟上人率领下的众多僧侣的雨后溪流般滔滔诵经声中，缠绕着红绸的大梁缓缓架上了毘庐大殿。经声辄止，歙县绅士汪溥抑扬顿挫，高声朗诵上梁文；司仪向四方抛撒陈年五谷……在众多前来祝贺观礼贵宾的正中席位上，面容儒雅的60岁的黄僎拈须含笑，看着毘庐殿大梁下的前朝万历皇帝所赐的七层千佛塔渐渐被椽条覆盖，他如释重负，微微舒了口气。

　　这座高不过三丈余的佛塔，是普门禅师花了13个年头从北京运到慈光寺的——1611年获赐，1612年运到杭州。饱受水患灾难的杭州人认为洪水是因送佛塔而来的，他们散发帖子，欲碎佛塔，以止水患。当时驻在杭州的兵部尚书岳元声，见势不妙，急忙手谕巡抚、知府，调拨了四百多役夫，将佛塔从富春江经新安江，运至徽州丰乐河边的岩寺镇。1613年至1614年间，数十人又用了近一年时间将佛塔运到汤口程姓祠堂中；搁置了一年多后，才运到黄山汤泉对面的祥符寺，五华里路用了15天。这样的速度，据说还是因为得到一只翘翅善鸣、红冠白羽的大公鸡的神力相助才达到的。又过了9年，佛塔沿着“人字瀑”峭壁上的一百多级“罗汉级”，用翻车绞动，花人力数万，才运到慈光寺。这事发生在1624年，也就是说，佛塔从北京到慈光寺，用了整整13个年头。

　　或许是大功告成以示庆祝，更大的可能是另有谋求。1624年冬初，年已78岁的普门大师在寺中与“天都社”的骨干汪有恒、潘之恒、王之杰、吴光胤、黄奂、黄僎等聚会。普门此时提出了一个使在场的所有人都为难的话题：想找一人，集资数万，建一座大殿，供奉三丈多高的佛塔。就在众人皆有难色，建殿之议将搁浅时，年仅18岁的黄僎口出惊人之言：“既然工程费用巨大，没有一个人出面负责是不行的！古人说，有志者，事竟成！建座大殿又有何难？”普门师深知徽州人一言九鼎、明礼诚信。黄僎的这番话让他释下重负，而黄僎为了这个诺言，则筹谋了整整42年，花费银两四万多。

　　黄僎后来移居北京，入国子监。家业富足，事业有成，但对那句诺言，他一直耿耿于怀。康熙四年（1665年），他告老还乡，同时，他聘请了顺治朝帝师玉林法师的高徒，行伟上人为慈光寺方丈，入山主持基建事务。

　　就在黄僎离京回乡时，歙县老乡方献廷送上一笔数量不菲的银两。原来，献廷父亲方一藻曾任明崇祯朝兵部尚书。他1615年游黄山时，与普门师有一面之缘。1626年，他升任到兵部时，写倡议书并带头捐俸银一百两，为慈光寺募捐。他的同僚高起潜、朱国栋、袁枢、吴襄、吴三桂、祖大寿等五六十位边关大吏纷纷解囊捐助。

　　康熙盛世，国泰民安。60岁的黄僎开始兑现他18岁时的诺言了。1666年8月，供奉佛塔的毘庐大殿开工，年底竣工。3年后，弥勒、罗汉、天王等殿、东西禅堂，次第落成。这也就是说，在普门入山（1606年）整整一甲子（60年）后，慈光寺建筑才全部完工。这时，普门师已圆寂41年了。

　　当年慈光寺的恢弘气象，从康熙朝的诗画高僧雪庄的图中还可领略到。图画与黄氏后辈黄肇敏咸丰九年（1859年）的《黄山纪游》的记载基本相符：过回龙桥登八十级为关帝殿，即慈光寺头道门，敕赐悬额：“护国慈光寺”，过殿后有得心亭，出亭百级，是辨源亭。登阶而左是灵官殿，又上是弥勒殿，为慈光寺山门，再渡桥入毘庐殿。由是可见，当时的整个建筑群，从回龙桥上至寺院，纵深1公里余。

　　慈光寺的创建史，是徽州人开发黄山的缩影。三百多年中，徽州商绅前赴后继，屡屡接济：先有吴养春等人捐献地产，后有黄僎筹巨资筑建；近有天都社诸友扶持，远有方一藻等遥相呼应；著名画家汪采白的祖父，有“江南大儒”之称，自号“黄海山人”的汪宗沂老先生在清末还曾投资。今天，在回龙桥上方宽阔的台阶边的岩石上，还可清晰看到他老人家亲笔题写的“黄海山人修”的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