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南大门的汤口村，约建于明初，谓为南宋程丞相元凤后裔。到二百多年后的明万历时，已形成河东、河西两座村庄，各建有规模宏大的宗祠。随着人口增加，生产粮茶的土地也自然短缺起来。一些强横的村民见和尚软弱可欺，便把手伸向黄山祥符寺的地产。

　　明万历九年（1581年），朝廷诏令丈量全国土地。歙县县令李邦和会同地官入山丈量所辖的黄山土地。他原以为此次黄山行，会像谢灵运、柳宗元一样“辟古夸今，剔奇括异”，写几篇锦绣诗文，但是，事与愿违，他所见的黄山却是“谷幽径邃，游者罕至，日没榛莽，仅存轩辕宫（古祥符寺的一小部分），亦渐圮矣”。他“怃然悯之”，失望之余起怜悯之心。他追究其因，得知祥符寺地产为豪强久占，只给数量极少的食粮于寺僧，以至僧人生活无着，寺庙无钱修葺。见此，李邦和“集里甲，委巡司，按《图经》，清保牒，复田土若干亩，仍命其里胥曰：‘自村岭、石桥、塘坞诸所租息，尔递年掌之，以代寺赋。’又命其僧能琦曰：‘自东西段方壶、黄坦、汤源诸所租息，尔僧人掌之，以供香火，若其修理殿貌之费，则取偿于占产之资（豪强多年所夺的资金）’”。他还“捐俸金助之”，拿出自己的薪水工资赞助修建庙宇。

　　县令李邦和此次黄山之行，虽未留下诗文佳作，但为政府接待站性质的祥符寺夺回了地产，解决了祥符寺的地产赋税，僧人的生活、寺庙的香火与维修费用等诸多实际问题。

　　当时，陪同李邦和进山的还有一位著名的文人雅士。他姓田讳艺蘅，字子艺。史载他“性高旷磊落，至老愈豪，朱衣白发，挟两女奴，坐西湖花柳下。客至，即具座酬唱，斗酒百篇。多闻好奇，著述宏富，世人比之杨慎。”他当时在徽州府任管教育的训导官。他认为李邦和罚恶划界之举，达到了“山得主而生色，僧得产而奠居”的效果。也就是说，这次罚恶划界的更大的意义，是为黄山后来的开发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与条件。

　　试想，如果没有这次罚恶划界，豪强就会将强占的土地据为己有，国有土地就暗转为私有，那么，若有人进山建庵立庙，进行开发，既没有土地为立足点，又会受到黑恶势力阻挠。具体地说，二十五年后的1606年，普门禅师进山掀起的黄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开发高潮，就可能流产；在往后延伸，三十五年后的1616年，徐霞客就很难在黄山上下纵横，来去自如……

　　目空俗世的放荡不羁的田艺蘅，对县令李邦和罚恶划界之举，盛赞不已，专门写了一篇洋洋千言的《修复祥符寺碑记》纪念此事。记后有铭文：“事属掌故，不可无纪，乃为铭曰：南国佳山，肇灵黄帝。丹灶鹤飞，鼎湖龙逝。爰有谪仙，天才命世，物色宣平，游踪是寄。境僻人稀，风流日替，莫为之主，孰起其弊。矫矫李侯，太白豪气，疆界均明，山川焕丽，泽溢方外，功昭华碣。俯仰神游，百千万岁。”

　　可惜的是，那块“修复祥符寺碑”与祥符寺一起，毁于清乾隆初年一场山洪浪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