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南大门的汤口村,约建于明初,谓为南宋程丞相元凤后裔。到二百多年后的明万历时,已形成河东、河西两座村庄,各建有规模宏大的宗祠。随着人口增加,生产粮茶的土地也自然短缺起来。一些强横的村民见和尚软弱可欺,便把手伸向黄山祥符寺的地产。
明万历九年(1581年),朝廷诏令丈量全国土地。歙县县令李邦和会同地官入山丈量所辖的黄山土地。他原以为此次黄山行,会像谢灵运、柳宗元一样“辟古夸今,剔奇括异”,写几篇锦绣诗文,但是,事与愿违,他所见的黄山却是“谷幽径邃,游者罕至,日没榛莽,仅存轩辕宫(古祥符寺的一小部分),亦渐圮矣”。他“怃然悯之”,失望之余起怜悯之心。他追究其因,得知祥符寺地产为豪强久占,只给数量极少的食粮于寺僧,以至僧人生活无着,寺庙无钱修葺。见此,李邦和“集里甲,委巡司,按《图经》,清保牒,复田土若干亩,仍命其里胥曰:‘自村岭、石桥、塘坞诸所租息,尔递年掌之,以代寺赋。’又命其僧能琦曰:‘自东西段方壶、黄坦、汤源诸所租息,尔僧人掌之,以供香火,若其修理殿貌之费,则取偿于占产之资(豪强多年所夺的资金)’”。他还“捐俸金助之”,拿出自己的薪水工资赞助修建庙宇。
县令李邦和此次黄山之行,虽未留下诗文佳作,但为政府接待站性质的祥符寺夺回了地产,解决了祥符寺的地产赋税,僧人的生活、寺庙的香火与维修费用等诸多实际问题。
当时,陪同李邦和进山的还有一位著名的文人雅士。他姓田讳艺蘅,字子艺。史载他“性高旷磊落,至老愈豪,朱衣白发,挟两女奴,坐西湖花柳下。客至,即具座酬唱,斗酒百篇。多闻好奇,著述宏富,世人比之杨慎。”他当时在徽州府任管教育的训导官。他认为李邦和罚恶划界之举,达到了“山得主而生色,僧得产而奠居”的效果。也就是说,这次罚恶划界的更大的意义,是为黄山后来的开发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与条件。
试想,如果没有这次罚恶划界,豪强就会将强占的土地据为己有,国有土地就暗转为私有,那么,若有人进山建庵立庙,进行开发,既没有土地为立足点,又会受到黑恶势力阻挠。具体地说,二十五年后的1606年,普门禅师进山掀起的黄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开发高潮,就可能流产;在往后延伸,三十五年后的1616年,徐霞客就很难在黄山上下纵横,来去自如……
目空俗世的放荡不羁的田艺蘅,对县令李邦和罚恶划界之举,盛赞不已,专门写了一篇洋洋千言的《修复祥符寺碑记》纪念此事。记后有铭文:“事属掌故,不可无纪,乃为铭曰:南国佳山,肇灵黄帝。丹灶鹤飞,鼎湖龙逝。爰有谪仙,天才命世,物色宣平,游踪是寄。境僻人稀,风流日替,莫为之主,孰起其弊。矫矫李侯,太白豪气,疆界均明,山川焕丽,泽溢方外,功昭华碣。俯仰神游,百千万岁。”
可惜的是,那块“修复祥符寺碑”与祥符寺一起,毁于清乾隆初年一场山洪浪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