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骁宇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廉，仄也。按，堂之侧边曰廉，故从广。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户五尺，士三尺。堂边皆如其高。”因堂之侧边有棱角，呈方正之态且含锋锐，引申为对人正直不谄媚品行的夸赞，颂其有节操不苟取，始有廉洁之意。廉洁，小到为民拾金不昧，大到为官取财有道，皆君子之行，其行昭昭，其情泠泠，见利而不忘义，位显而不谋私。在其位而谋其职，操其柄而知谨身，承民望而奉国法，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整饬吏治、选树模范、激浊扬清，面向官员及百姓极为推崇、期冀弘扬的高洁品质。

　　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需极度仰赖天时与节气，在适当的节点完成“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规定任务。农民看天吃饭，土地是一家老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农民准确掌握了寒暑、干湿之变就能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除了上交一部分粮食给朝廷府库（一般十税一或十五税一），其余都可作为全年的口粮或来年的良种。封建社会，农民承担着纳税、徭役、兵源、官吏来源等各种政府赋予的社会责任，农民的农业生产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将农民安稳地固定在土地上，让他们心无旁骛地从事农业生产是统治者维持统治秩序、确保封建经济平稳发展的关键，农业社会决定了必须构建起以土地为中心的社会秩序，而人口频繁流动、市输市易、投机倒把等商贾行为会破坏这一秩序，蚕食统治基础，不利于财富的增值。因为商人始终干的是搬运财货而非生产财富，因此历朝历代都严格践行“重农抑商”“劝课农桑”的基本经济政策，统治者还要率先垂范，为臣民树立榜样。《礼记·祭统》：“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斋盛。”《谷梁传·桓公十四年》：“天子亲耕，以共粢盛。”西汉桓宽《盐铁论·授时》：“故春亲耕以劝农。”明清统治者还会在每年正月仲春亥日，到先农坛行祭农耕耤之礼，其“亲耕”的地块面积恰好是“一亩三分地”。皇后要行亲蚕礼，率领众嫔妃祭拜蚕神嫘祖、采桑喂蚕，以鼓励人民勤于纺织。为了维持农业社会的静态秩序，国家就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来实现自上而下的垂直扁平化管理。与此同时，因管理需赋予官吏不同层级的公共权力，权力的正确使用与否则诞生了反腐的迫切现实需求。

　　中国古代廉政思想肇基甚早。早在夏代就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尚书·尧典》）的说法，春秋时管仲认为“清洁于货”（《韩非子·外储说》）是设官置吏的重要政治条件，宣扬“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把廉摆在影响国家存亡的核心价值地位上。战国韩非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韩非子·外储说》），认为官吏清廉是管仲治齐与商鞅强秦取得成功的不二条件。周代以来，廉洁被视为传统士人最为重要的道德品格和职业操守，秦代法律规定：“凡为吏之道必清洁正直。”汉代察举制中，“举孝廉”是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隋唐科举制中还设有“孝悌廉让科”。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吸取隋亡教训，将惩治贪墨作为治国方略的重中之重，时常告诫文武群臣“为主贪，必亡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贞观政要·贪鄙》）朱元璋以重典惩治贪腐，对付贪官甚有“剥皮揎草”之刑，全国县衙均有“皮场庙”以警惕继任官员一心为公，切勿害民。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不禁贪墨，则民无以遂其生”。清高宗乾隆亦曰“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天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封建时代，官员贪腐直接关系江山社稷的稳固，一旦贪腐不受节制，则必然带来国家财政被中饱私囊，增加了执法成本，与民争利盘剥民脂民膏，加剧土地兼并，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失去了生产资料，被迫从土地中脱离的民众就会沦为奴仆或盗贼，社会治安大坏接踵而至，当贪腐加之民众的压迫超过其承载能力之时，人民就会揭竿而起，国家政权就会在农民起义的风雨飘摇之中逐步走向瓦解与崩溃。因此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关心吏治，亲自过问或引导官员整体素质的建设，通过监察、定期考核、鼓励检举弹劾等各种形式，维持官员队伍的忠诚与纯洁，廉洁自然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品质。

　　除去封建统治者大力倡导下辖官员严禁贪墨，害民取利，百姓也对敢于反抗强权、为民做主、两袖清风的官员极为推崇并翘首企盼。中国素有“黄河清，圣人出”的俗谚，极为形象地反映了老百姓对明君与清官出世，涤荡俗世尘垢，带来天下太平的由衷渴求。盼望明君与清官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拨乱反正，再造盛世。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青天大老爷，深受百姓爱戴。一为北宋包拯包青天，一为明朝海瑞海青天，清廉刚正、素有政声、德润闾里。包拯甚至被民间神话，身前为民做主，身后同样也肩负起主宰正义的神圣职责。

　　包拯（999年5月28日－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名臣，以清廉公正闻名于世。早年即以纯孝闻名乡里，见者无不交口称赞。于天圣五年（1027）29岁始登进士。历任天长县令、三司户部判官，以及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开封府尹、三司使、枢密副使等职。曾任天章阁待制，人称“包待制”，后为龙图阁直学士，卒赠礼部尚书，谥孝肃。其主要活跃于宋仁宗在位期间，忠心体国，忧国忧民，十分关注北宋边军、朝廷武备，反对宋真宗澶渊之盟订立的每年向辽国缴纳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岁币，宋辽以白沟河为界，互不侵犯的国策。认为辽国欲壑难填，难以信赖，实非长久之策，而应厉兵秣马、整顿军备、挑选精兵良将镇守四疆。其敢于直言劝谏，所言皆为国家症结，所忧皆为民间愁苦，从不以个人荣辱得失上达天听。甚至为了弹劾罢免外戚既无才又贪婪的庸官张尧佐，不惜得罪张贵妃，唾吐君王，害仁宗下不来台。幸而仁宗贤明，既往不咎，虚心纳谏，张尧佐终被解职，未因帝王好恶使一国家蠹虫忝居高位。

　　包拯清官风骨，于斯最为昭著。庆历元年（1041），包拯调任端州知府（今广东肇庆），此地盛产质量上乘、做工精美的端砚。当时已誉满天下，更是上供开封的贡品。前代知府往往趁着进贡大都敛取贡数几十倍的砚台，来打点当朝权贵，以谋求仕途平顺。包拯到任后一改此风，规定每年上贡多少方砚台，就做相应数额的砚台，多一方都不要做。其在端州任知府三年，“岁满不持一砚归”。因革除靡费，历年来为制砚不堪其苦的当地百姓感激这位青天大人，还专门兴建包公祠用来纪念他的仁政。传闻包拯任满回开封之际，当地老百姓扶老携幼，拖家带口前来相送。出发时，当船行至江心突遇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下起瓢泼大雨，小船受阻进退失据。当时的观念认为是河伯生气故而设障，是在责罚船上之人欺瞒神明，以遂不轨。但包拯一向两袖清风、问心无愧，经查访，原来是包拯的书童推辞百姓殷勤不过，盛情难却，私下收下了端州百姓用红布包裹的一方砚台。包拯严词指责了书童，并怒将名砚沉入江中，河伯在收到砚台后果霎时停止阻扰，立马云收雨住，风平浪静，顺利地放包拯一行离去。包拯“怒沉端砚”虽是民间故事，但“岁满不持一砚归”确是白纸黑字，清清白白于史有载。当时的权贵、大臣、学士都以家中有几方端砚为荣，而包拯却近水楼台分毫不取，如何不令人感怀。面对历任地方官压榨百姓，通好权贵，却敢于打破“规矩”，铁面无私，如何不令人肃然起敬。包拯可谓知取舍矣！取的是法律的威严，家国的福祉，舍的是个人的私欲，不当的浮华。大国清官是国之脊梁，是公平与正义的理想化身，是幸福与希望的人间曙光。正是有了他们，文景之治才如此富庶，贞观之治才四海咸平，开元盛世才如此令后人神往……他们改造社会、他们塑造历史、他们弘扬文明，为中华民族守住了真善美的底色，为民族崛起撑起了几代人的信念。

　　清官无论哪个时代，都是国之瑰宝，都是展示时代风貌最好的风向标。古已有之，于今仍当蹈踵蹑迹，不惭前贤。年轻干部身处如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已十分富足的大好时代，是包拯海瑞们无法想象的黄金年代，需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远大志向，培育正确三观及政绩观，知取舍、明戒惧、守底线，坐得了慎独的冷板凳，经得住物欲的万花筒，听得清民声的入耳风，更应有自信追平甚至赶超这些中国古代知名的清官典范，在更好的时代力争做出更大的作为。